上海浦东有一片 3000 平米的生态保育区，和大尺度的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区相比，这个不足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保育区有些局促，夹在高架桥和居住小区之中。但这里容纳了 260 种本土植物和 180 种本土动物，斐豹蛱蝶、黑脉蛱蝶、扁锹甲和金钱蛙出没其间。

“城市荒野工作室”是它的营造者。2015 年，他们与浦东绿化局合作了“宜嘉苑生态保育区”，铲掉原本的绿地，重新设计、管理和引种。不同于传统造园者，他们没有一张“花卉采购清单”可供勾选。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类活动，大量本土物种不断消失。

保育区内，为了复育蝴蝶种植的竹叶椒来自太湖的一个岛屿，这种植物为许多蝴蝶幼虫提供食物。“你在上海已经找不到它了”，30 岁的郭陶然是工作室的创始人之一，在接受《好奇心日报（www.qdaily.com）》专访时，他向我们描述如何在这个现代化都市的边缘和角落追踪本土物种。

这像是一个现代版本的“植物猎人”故事，几个世纪前，富有探险精神的植物学家乘坐“奋进号”到达未知地，将那里的种子带回英国皇家植物园“邱园”（Kew Garden），直到今天，邱园的植物学家仍在进行系统性的种子收集。

郭陶然们的“未知地”就在上海。

保育区的一个夏夜，“不请自来”的金钱蛙

一

岑卜村位于上海西郊淀山湖畔，这里是城市荒野工作室的物种考察地之一。近年来，这个村子因为萤火虫变得热闹起来，但过多的游人也造成萤火虫数量锐减。

郭陶然和同伴们在这里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植物“水蕨”（Ceratopteris thalictroides）和水生植物“矮慈姑”（Sagittaria pygmaea）。另有水鳖科的一种一年生植物“龙舌草”（Ottelia alismoides），生在一段沟渠中。根据 2016 年发布的“上海数字植物志”，原产上海的龙舌草如今已经极为罕见。

他们在公众号上发布的考察手记都颇有趣味。岑卜村的这棵龙舌草有了强烈的“求生意志”：根系已经腐烂，植物漂在水中，孤零零一朵花，在金鱼藻的包围下“艰难求生”。另一趟白龙港之行有些辗转，只收集到了一种“鼠尾草”（Sporobolus fertilis）——并不是每次踩点都能有所得。哲学系毕业的郭陶然几句闲笔，介绍起了“另一面”上海，这里有滩涂、芦苇和亚洲最大的污水处理厂，每天处理 356 万人产生的污水。

收集到的红板归种子

红板归

收集到的湿生植物物种在大棚内进行发芽实验

郭陶然在大棚内种植麝凤蝶的寄主植物马兜铃，用以繁殖麝凤蝶

大棚内种植的竹叶椒，引来柑橘凤蝶在此繁殖

2018 年初，他们把植物基地搬到了城郊闵行区，一个占地 4 亩的大棚，物种考察获得的植物和种子在大棚内汇集，繁殖收种。经清洗筛选、干燥处理，放入干燥剂和除氧剂，密闭封存在冰箱里。工作室有了自己的“种子库”，目前已收集了 120 多种。但很多种子数量有限，一些已经被筛选种在了宜嘉苑保育区内。

宜嘉苑将原本绿地上的植物全部铲除，这种“强干预”是为了消灭入侵物种。根据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对上海植物的普查，本土植物中约有 290 种分布范围极小、数量稀少的植物很可能已经消失，而入侵物种的数量却从 279 增至 367 种。

“前几年有新闻报道，一些人买下了一块地，什么也不做，就让它自然生长。听起来很有情怀，但一看照片，自由生长的全部都是‘一枝黄花’这样的入侵物种”，郭有些后悔前期的“强干预”还不够，没有打土壤封闭剂，建成后保育区的一项日常维护就需要清理这些新冒头的入侵物种。

在密密麻麻的金鱼藻中“求生存”的龙舌草

发现龙舌草就是在这段沟渠里，相比于金鱼藻，龙舌草们更大的“敌人”是城市化进程

在水泥森林里修复生态，这像是一句浪漫的口号，但郭陶然和同伴们面对的问题不仅于此。既有的市政建设是其一，宜嘉苑保育区原本是一片绿地，其中一片水塘下有军用电缆，为了避开，需要另辟一处水塘。

引进昆虫同样不简单。复育蝴蝶在技术上并不那么困难，美国加州的水生生物学家 Tim Wong 用了三年时间复育了珍稀的美洲蓝凤蝶。Tim 在另一个城市的植物园里借到了蝴蝶的食物“加州马兜铃”，在城郊找到了蝴蝶幼虫，回到自家后院设置了一个可以远离天敌蜘蛛和蠼螋的模拟环境。“后院实验”很顺利，如今他已经开始向外输送复育成功的美洲蓝凤蝶。

浦东保育区的环境则更复杂，一些趋光性的昆虫会扑向一旁高架桥上的路灯，比如绿尾大蚕蛾，光照也会影响一些在夜间交配的昆虫。

保育区的另一边是居住区。有人在水塘里偷偷设置了“地笼”，这种自制工具可以捕捉小龙虾。去年水塘换水，工作人员发现之前投放的鱼苗几近消失，郭陶然猜测有人电鱼，杀伤性更大。

两年多的营造，这个迷你保育区逐渐成型。按照传统园林景观的审美，它并不“好看”，没有修剪整齐的草坪、灌木丛。郭陶然们则欣喜于逐渐增多的蝴蝶、甲虫、蛙类，水生植物开始此消彼长。

加州生物学家 Tim Wong 在自家后院营造的蝴蝶生境（图 / Instagram: @timtas1c）

从卵、毛虫、蝶蛹到成蝶的美洲蓝凤蝶（（图 / Instagram: @timtas1c）

二

金杏宝是上海科技馆的老馆长，一次她接待了新加坡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一位德国专家，后者表示对“一切人工的东西”不感兴趣。相比博物馆内相对碎片化的展陈，他更想在上海找到一些“野”的东西。宜嘉苑生态保育区成了城区内“野”的一站。

金杏宝曾在接受《城市中国》杂志采访时谈到其间差异，近年来博物馆的展陈越来越倚重声、光、电等技术手段，看似炫目但乏善可陈。金杏宝举例德国汉诺威中学生物中心（Schulbiologiezentrum Hannover），讲解员向人们展示一棵枯木的“死亡”，扒开树皮讲解虫子，在落叶里找寻活物，或是观察鸟类如何在枯枝间筑巢，这里有极其形象的生物链。

宜嘉苑保育区内，枯木同样不会外运。郭陶然还将园外一些被风挂断的柳树搬进来，钻孔，种上真菌，这些朽木被分解后会成为锹甲等昆虫幼虫的栖息场所。“以前上海有很多独角仙和花金龟，但落叶清理太频繁了，它们的幼虫无法生存，长此以往土壤也少了有机物，越来越贫瘠。”郭陶然称，这个保育区的原则是，进入保育区内的物种，自然分解，“死也要死在里面”。

保育区内树桩生长的“灵芝”

近年来，“博物学”似乎成了一门显学，组织自然教育活动的机构慢慢增多。世界自然基金会（WWF）和阿拉善基金会为城市荒野工作室这样的机构提供了资助，他们组织论坛、活动，成为议题制造者。

追溯更早则是上海这座城市对自然博物的“兴趣”。1906 年，原籍福建的唐启旺受聘于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和徐家汇博物馆（后更名为震旦博物馆），前后五代唐门人专职标本制作。为了制作鱼类标本，他们在菜市场蹲守，甚至有鱼贩会主动送上捕到的奇特鱼类。

有媒体人曾回溯旧时上海自然博物馆的“灵光”，相对“台前”的讲解员会参与“幕后”的物种采集、研究、学习，在面对公众时，这些讲解员可以提供很多看似无用却足以引发好奇心的信息。细节如展柜的设置和展签的撰写里也有“人情味”，并不冰冷。这在今天分工愈发明细的博物馆内不多见了。

在上海，从事自然博物教育的官方和民间机构渐起。不同于一些低门槛以游戏、体验为主的导览，观鸟协会、萤火虫环境保育志愿者小组、城市荒野工作室等机构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公众。

新的上海自然博物馆里，城市荒野工作室为“上海故事”展区设计了一系列讲解性的课程，相较其他火爆的展厅，“上海故事”相对冷清。许多人认为上海没有好的自然环境，没有特殊的动植物。周寅是工作室的专职讲师，在这个展区，他为人们讲解上海隐藏的野生动物，如何繁衍生息，如何与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瓦松原本常见于老房子的瓦片上，随着楼房的兴建，瓦松逐渐从市区消失

宝蓝色的小甲虫是中华萝藦叶甲，以萝藦的叶片为食，萝藦作为一种杂草被绿化工人清除，这种漂亮的小甲虫也随之消失

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是城市荒野工作室的“常客”，活动大多迅速爆满。周寅是复旦大学的植物学博士，从事水生植物繁殖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，但对孩子们而言，他的代号是“蛙哥”。郭陶然毕业于上海大学哲学系，因为喜好昆虫被送了一个同样孩子气的称号“虫哥”。

2017 年，他们与普陀区一所小学合作，开发了一套课程，讲解上海的本土物种与市民生活，从衣食住行到房屋建造使用的木料。女子出嫁时打造的樟木箱就来自本土物种香樟树，芦苇也可以编制一些玩具……这些生产生活资料里有一座城市的历史。

香料是他们找到的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又一个“小切口”，梳理香料家族与世界殖民史的关联。麦哲伦与菲律宾土著因为丁香和肉豆蔻发生冲突，身中毒箭而死，但船队载着香料回到了西班牙。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的则是今日餐桌常见的大蒜，当时被称为“胡蒜”。

从他们对香料的一段文字中，你或许能了解他们如何讲述自然的故事：

“香料的共同特点是体态小、难保存、难获得。香料的英文‘spice’，有一层意思是‘独特、无可替代’，与‘特殊’（special）是同根词。它的化学物质归根到底是使香料成为香料的东西。香料利用这些对付虫害，却让人类感到了强烈的诱惑。人类使用香料不光于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，还用于保存食物。因为它们的珍贵稀有而变为上流阶层的身份象征。哥伦布希望寻找的黑胡椒在当时就被称为黑黄金。”

20 世纪著名的“植物猎人” Ernest Henry Wilson，他们的足迹伴随殖民扩张，和地理大发现。如今，人们愿意像曾经探索远方一样探索我们居住的城市吗？（图 / Arnold Arboretum）

三

城市荒野工作室曾制作了一本《上海夜间生物观察手册》，免费发放了 4000 册。他们花了三年时间找寻夜间生物的踪迹，拍摄图片。手册还推荐了沪上几处夜间生物的观测地点。今年这本手册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。但在这之前，他们详细讲解了夜观设备和正确的夜观方式，如何不干扰昆虫的生活。

自然观察是工作室最受欢迎的课程。去年 5 月，他们邀请了 12 位小学生和他们的父母，在奉贤一片树林里找寻萤火虫。“萤火虫保育小组”的创始人姜龙发现了这片树林，这也是目前上海发现的最大一处萤火虫自然栖息地。

社交媒体时代，萤火虫栖息地通过社交媒体被广而告之。长居城市的人们渴望亲近自然，但突然涌入的人流却给萤火虫带来危机。

2017 年 6 月，郭陶然的同事在奉贤一片人工干预较少的广玉兰林地踩点，他在落叶里发现了一对正在交配的萤火虫，后经证实是雌雄光萤。1982 年上海曾有发现雌光萤的记录，除了“黄脉翅萤”和“条背萤”之外，这是上海本土的第三种萤火虫。它的雌虫不能飞行，活动范围非常有限。“也许它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久很久，或许曾经在上海很多地方都生活着雌光萤，但还没等人们发现它，就因为环境变化消失了。”

郭陶然在微信推文中解释他们的疑虑，担心一旦公布发现雌光萤的消息，许多“昆虫爱好者”会闻风而动。

夜探湿地

“但另一方面，我们又希望更多的公众能够知道这一消息，因为这里被规划为未来的公园绿地，一旦开始施工，必然会破坏这里的栖息环境。也许当公园建成的那一天，就是雌光萤从上海消失的那一刻。”

尽管上海开始建设郊野公园，试图保护自然风貌。但许多学者批评，由于涉及工程、苗木，诸多利益，这些本该限制建设、限制人类活动的公园到最后还是沦为大兴土木。

位于浦东的上海科技馆旁有一片次生湿地，被城市开发暂时遗忘了十多年，它没有门牌号，人们称它为“科技馆小湿地”。这里一度成为沪上各个官方和民间机构组织自然观察的地点。去年，规划公示，这里将被建成“上海博物馆（东馆）”，搭配三栋商用塔楼。

小湿地的去向引发城市规划学者、建筑师、自然科学家、自然教育活动机构的关注，有学者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提出，可否增加落地柱桩，整体抬高建筑物以保留小湿地，但也有学者反对，认为这并不能真正起到保护作用。人们讨论在城市开发与自然之“野”之间能否找到一个平衡点，但目前，相关研究和可行性调查都很薄弱。面对“高效率”的开发，小湿地已成绝唱。

如郭陶然一样的物种保育者似乎永远在和时间赛跑。

（文中未标明出处图片均由城市荒野工作室提供，题图：Takao 599 Museum、Paul Jarvis on Unsplash）